元丰五年（1082）大雪节气这天，苏轼在黄州喜提了一处新房产。这可算是他被贬黄州之后难得的喜事。自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以来，苏轼的生活就充满了各种困难。初到黄州时，苏轼一度没有落脚之处，只能借寺院寄居。直到元丰四年（1081），他才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获得了黄州城外五十亩土地用以耕种谋生，苏轼给这块得来不易的土地取名“东坡”。次年，苏轼又开辟了东坡附近的“废园”，并在其上筑堂。因为提房时正值大雪节气，苏轼便以“雪”为此堂命名，还在屋内画满了雪作为装饰。在这处雪堂中，起居坐卧，满眼都是雪色。
选择这样独具特色的“宋式家装美学”，自有苏轼独特的意趣。对古人来说，白净无暇的雪一直是高洁品性的象征，也代表物我两忘、六根清净的精神境界。苏轼以“雪”命名屋舍，又以雪为装饰，其实正是其精神需求的体现。他究竟所求的是什么？这个大雪飞扬的节气，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人生思考？
大雪节气AI生成图
古人给二十四节气命名时，似乎为冬季用尽了所有力气和办法，除了两个表示重要节点的立冬和冬至，便只剩下“大小雪”和“大小寒”这两对“大小”搭配。与小雪节气相比，大雪时节，冷空气的势力更加强大，气温显著下降。随着气温越来越低，降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，降雪的范围也从北方逐渐向南扩展，“雪”开始成为更常见、更广泛的气候现象。《三礼义宗》记载：“大雪为节者，形于小雪为大雪。时雪转甚，故以大雪名节。”说的正是大雪之名的由来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也道：“至此而雪盛也。”也意指“大雪”之名与此时的降雪息息相关。
但事实上，大雪时节并不是一年中雪最大的时候。“大雪”之大，只是指此时积聚的寒气可以支持比较大规模降雪的形成；随着冷空气强度的增加，降雪的强度也会随之增加。一般来说，真正的“大雪”往往更容易出现在“小寒”和“大寒”时节。一方面是因为“大雪”气温尚未低到极致，低温程度远不及后续的“小寒”与“大寒”，难以提供最稳定的积雪条件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北方干冷空气持续作用，不断消耗暖气团中仅剩不多的水汽。如果在“大小寒”时正遇上暖气团发育，反而更有利于高强度降雪的形成。
东北地区的雪田。摄/李慕玄，来源/图虫创意
既然“大雪”时并不是雪最大的时候，古人为什么要用“大雪”来为这一节气命名呢？难道只是要和“小雪”凑成一对？
当然不是。“大雪”二字背后蕴藏的不止是“雪”这么简单。俗语常说“瑞雪兆丰年”，这是因为积雪既可以为土地增湿保温，确保冬小麦、油菜等越冬作物顺利过冬；其中包含的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还可以有效滋养土地，一定程度上提升土壤肥力。积雪带来的低温环境，更可以有效冻杀土壤中的虫卵，避免来年春日播种时的虫害。为了抓紧这宝贵的“大雪”，各地都会根据本地的气候情况，进行这时段的农业活动。北方地区虽是冬闲，亦需要及时积肥造肥、兴修水利，为春耕做准备；江淮一带则要加强冬小麦的田间管理，清沟理墒以防渍害。这些农业智慧，都被打包进看似简单的“大雪”二字中，成为一种农事信号，随着一年又一年飘飘扬扬的大雪代代传递。
从总体上来看，大雪仍是一个相对清闲的节气。随着天气彻底转寒，户外农事基本结束，人们转入以休整和储备为主的室内活动，开始享受一年劳作的成果。此时最重要的民俗之一是腌制和储存食物，农谚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，正是这一习俗的反映。尽管积雪可能导致路面湿滑，但仍应保持适度运动，正如俗语“冬天动一动，少闹一场病”所蕴含的智慧。
元末诗人王翰在《大雪偶成》中写：“北风吹雪散琼英，疑是云孙巧剪成……来岁改元新治化，万邦无事乐春耕。”伴着漫天玉絮般的雪景，人们围坐于炭火旁，邀二三知己，煮茶闲话，不失为冬日中的雅事。除了饮酒赏雪，古人还发展出多种冬日消遣方式。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大雪前后，时年87岁的文徵明曾与友人朱朗“赌棋”，不仅较量棋艺，还以物为注。结果老先生棋差一着告负，只能愿赌服输，付上了自己的赌资——一卷小楷《后赤壁赋》。作为明代“吴门四家”之一，文徵明以书画双绝闻名于世，尤其小楷精整秀劲、法度严谨，历来为世所重，因此这份“赌注”，即便在当时也是价值不菲。不过老先生对自己要求极高，完成之后仍自觉笔力不及盛年，在卷末题识中谦称“强涩难甚”。然而从现存作品来看，其书风并未因年迈而衰颓，反而笔意沉稳、结体从容，展现出晚年人书俱老的深厚功力，堪称明代小楷的典范之作。
（明）文徵明《小楷后赤壁赋》（局部）来源/故宫博物院
文徵明对《赤壁赋》的偏爱贯穿一生。在他89岁这一年，就留下了三件行书《赤壁赋》作品，可见其倾心之深。这种偏爱，离不开他的人生经历。文徵明少年时即负才名，却屡困场屋，十试应天未第，直至54岁才因苏州巡抚李克嗣荐举，以岁贡生入京，授职翰林院待诏。然而京城官场并不适宜这位擅长书画的江南文人，他在朝中不过三载，便因不适应官场风气及思乡情切而辞归苏州，从此绝意仕途，将全部心力投注于艺术创作与文人交游。除了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大雪这天的“赌棋”，文徵明还曾在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的大雪前后与友人品评书画，为同为“吴门四家”的仇英新作题诗，诗句“渊明幽致辞彭泽，摩诘高情在辋川”，已尽显其旷达心境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抒写的豁达超然、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，和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”的生命领悟，或许也曾给在迷茫中的文徵明带来前行的力量。
那么，苏轼在大雪这天又在做什么？他如何获得《赤壁赋》中那样淡泊通达的精神境界？
作为宋代文坛上当之无愧的并耀双星，苏轼和苏辙虽为同胞兄弟，性情与文风却迥然有别。面对大雪节气，两人的所思所想也截然不同。崇宁五年（1106）大雪这天，苏辙留下了一篇诗作：
奸豪得巧便，轻重窃相易。
邻邦谷如土，胡越两不及。
闲民本无赖，翩然去井邑。
土著坐受穷，忍饥待捐瘠。
彼哉陶钧手，用此狂且愎。
天且无奈何，我亦长太息。
这一年的苏辙已68岁，人生历经数次宦海浮沉，在与兄长苏轼同登进士后，虽也因新旧党争牵连屡遭贬谪，外放多地，但仍有官至尚书右丞、位列宰辅的经历，对朝局变幻与民间疾苦有着深切体认。随着哲宗亲政后新党重新得势，尤其是徽宗即位后蔡京专权，朝中风向再变，苏辙为远离政治漩涡，自请隐居于颍川，彻底退出政坛。虽身不在朝，但从其诗文中仍可清晰读出他对时局与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注。面对大雪覆盖的寒寂天地，苏辙没有办法只想到“瑞雪兆丰年”这样美好的祝愿，他并未仅停留在传统吉语上，反而忍不住担忧：在这样天寒地冻的严酷时节，若百姓再受豪强欺压、赋税逼迫，将如何度过寒冬呢？
苏辙画像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和弟弟相比，苏轼仕途上的成就要暗淡许多，其人生的曲折却比苏辙尤甚。尤其是爆发于元丰二年（1079）的“乌台诗案”，正值仕途上升期的苏轼被彻底打入尘埃。案发前，苏轼因反对新法部分条款而外放地方，但仍创作了大量诗文，其中一些被指涉诽谤朝政，因而被捕入狱，历经百余日审讯，一度濒临死罪，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，形同流放。其实苏轼也并非天生豁达，被贬黄州期间，他也是在困顿中开始主动调整心态、寻求精神出路。为解决生计，他申请得一片废弃营地，亲自躬耕于东坡，自称“东坡居士”；为了应对食物短缺的困境，他开始研究烹制当时为人所厌弃的猪肉，写下了《猪肉颂》传世，还留下了“东坡肉”这一名菜；闲暇时光里，他渐渐走出了“乌台诗案”时畏惧与人相交、怕连累他人的阴影，与好友交游山水、诗文相合。这些经历都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养料，滋养出更加壮健的灵魂。但在“废园”新修筑的这座“雪堂”中，面对满目皆空的茫茫雪色，苏轼依旧坦诚了他真实的迷茫和脆弱：“客有至而问者曰：‘子世之散人耶，拘人耶？散人也而天机浅，拘人也而嗜欲深。今似系马而止也，有得乎而有失乎？’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，徐思其应，揖而进之堂上。客曰：‘嘻，是矣，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。’”
苏轼修筑雪堂时，已经是他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。这一年三月，苏轼已经写下洒脱洗练的《定风波》，于疾风骤雨之中亦能闲庭信步，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；也是这一年的七月和十月，苏轼两游赤壁，写下了前后《赤壁赋》。然而，在这一年的大雪节气搬进新家后，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时，苏轼仍然发出了自己的感慨：“我想彻底忘却俗事，做个真正的闲散之人，却没法做到啊！（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）”
（南宋）夏圭《雪堂客话图》（局部）来源/故宫博物院
于是，大雪这天的雪堂里，苏轼又开始了一次自我思考与升华。这一切的心理变化都被写在《雪堂记》中。在文章中，苏轼以“客”与“苏子”对话的形式，层层推进对自我处境与精神出路的思辨。“客”劝他应彻底忘怀世事、远离俗务，真正“逃世”；而苏轼则在回应中区分了“逃世之事”与“逃世之机”的差别——他并非要逃避世间责任与人事，而是希望远离权谋机心、政治倾轧的纠缠。
对他而言，“雪”之意不在其形，而在其意：落雪是他心中洁净自持、不为外物所缚的象征。正如文末所写：“是堂之作也，吾非取雪之势，而取雪之意。吾非逃世之事，而逃世之机。”自己筑雪堂并非为了形式上的隐居，而是借雪明志，在精神上保持一份清醒与独立。尽管苏轼不断自问如何“出藩篱”，但最终并未选择彻底避世，而是以“性之便，意之适”为准则，在入世中守心，在行动中求真。即便世事多艰，他依然愿意“吾方辗转，一观晓隙之尘飞”，黎明时分起身，看晨光中尘埃飞舞。至此，苏轼终于走出了困扰自己许久的失落挣扎，真正走向了超脱与包容并存的成熟境界。
简单的“大雪”二字，背后蕴藏着从自然节律到人文精神的丰富智慧。古人在天寒地冻中观察出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农事经验，也借雪的意象构筑起洁净自持的精神世界。雪落无声，覆盖万物，正如人在纷扰世间寻求一方心境的澄明。愿在这银装素裹的时节，如雪覆大地般包容，如冰凝河流般沉静，在万物敛藏的冬日里积蓄力量，寻得心之所适、意之所向，待春归来时，静听雪化之声。
富明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